科研院校食藥用菌科技成果轉化率低是目前科技界、企業(yè)界和菇農十分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它的難點既有成果轉化固有特征的制約，又有成果本身質量問題，還涉及成果轉化的機制、條件、渠道、中介市場以及成果使用對象的問題。筆者結合有關專家的觀點就這些問題及其成因作下分析。以喚醒菌界人士的注意。
在目前食藥用菌產業(yè)高速發(fā)展的情況下，食藥用菌知識或技術是否實現(xiàn)與食藥用菌經濟的有效對接，取決于食藥用菌技術創(chuàng)新和科技成果轉化為現(xiàn)實生產力的進程。科研院校，特別是研究型科研機構，是現(xiàn)代食藥用菌知識密集、技術密集、人才密集的科技研究開發(fā)集散中心。它在培養(yǎng)適應于現(xiàn)代食用菌產業(yè)發(fā)展的復合型人才的同時，也產生一大批對我國食藥用菌發(fā)展起重要作用的重大科研成果，并將其推向市場，服務于社會。然而，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是，我們科研院校的研究成果對食藥用菌生產所發(fā)揮的作用還相當有限。據(jù)吉林省食藥用菌協(xié)會統(tǒng)計，吉林省這幾年有多項食藥用菌科技成果問世，但轉化為現(xiàn)實生產力的不到10%，這一問題必須引起每一個食藥用菌科教工作者的高度重視和認真思考。
難點之一：食用菌科技成果轉化固有特征的制約
科研院校的食藥用菌科技成果一般分為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開發(fā)研究三類。盡管其形態(tài)各有差異，但轉化過程都具有共同的特點。主要表現(xiàn)在：一是轉化周期長。食藥用菌科技成果由潛在生產力轉化為現(xiàn)實生產力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據(jù)有關專家統(tǒng)計分析：一項食藥用菌科技成果平均研制周期為4～5年，示范推廣期2～3年，穩(wěn)定使用期4年左右。有些食藥用菌科研成果從創(chuàng)新思維產生到成果的取得，再到生產中推廣應用，需要幾年甚或更長的時間。二是風險大和不穩(wěn)定性。食藥用菌科技成果的重要內容是食藥用菌良種及其高效生產新技術。食藥用菌在生長過程中既受自然災害的影響，也受社會、經濟條件的制約，還需要多方面的支持和多種技術的組裝配套以及多學科技術人員的參與，并需經過多重的不斷修正與完善和艱辛努力才能實現(xiàn)，因而，風險性大，穩(wěn)定性差，復雜性增加。三是社會公益性強，商品性弱。食藥用菌科技成果轉化的公益性主要表現(xiàn)在如何有效地提高食藥用菌生產水平，滿足社會對食藥用菌產品的需求，受益于廣大消費者。但由于使用成果的主體多為實力較弱的菇農，無力支付較高的成果轉讓費。因此，食藥用菌成果研制者往往只能以無償或無償與低償并存實現(xiàn)轉化，甚或不僅不能獲得應有回報，還迫使從本來就嚴重不足的科研費用中切出一塊補償轉化成本支出。這樣，既大大降低了成果的商品性，也削弱了成果轉化的自覺性。四是轉化條件選擇性強。食藥用菌科技成果大都是在實驗室或試驗基地中取得的，均受較嚴格的自然條件、資源條件和人為因素制約。要大面積應用于生產，亦需要與這些條件有較高的吻合度，否則，食藥用菌成果轉化就失去了基本前提。
難點之二：內因——食藥用菌科技成果本身的質量問題
分析目前科研院校獲得的食藥用菌科技成果，僅有少部分商品化程度高，轉化快，甚至呈“不推自廣”的態(tài)勢。但大部分非物化技術成果的商品化、市場化程度不高，難以與生產對接，不易甚或不能轉化，“推而不廣”。究其原因，主要屬食藥用菌科技成果本身的質量問題，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
1、科研選題偏離于市場需求
目前，我國科研院校90%左右的食藥用菌科研項目來自于政府的各種基金資助，多為基礎研究，應用研究的比例較少，直接運用于生產的應用開發(fā)研究則更少。不是來源于市場與生產需求，不能直接運用于生產，這樣，就導致了廣大食藥用菌科教人員的科研取向不是面向市場和食藥用菌產業(yè)建設，而是面向政府。投入過多的“辛勤勞動”用于政府項目的申報、論證、檢查、驗收、鑒定等非研究工作。由于政府目前對科研管理的機制還不能完全與市場需求有效對接，部分立項“起點”就偏離了市場。再加之相當部分科教人員功利思想突出，“現(xiàn)得利”的潛意識占上風，熱衷于項目完成后能獲得符合目前成果鑒定程序的國內或國際“水平”的高低，而不重視是否能應用于生產；熱衷于為評職稱而趕進度、湊指標、寫論文、多出書的脫離生產式的科研思維，而不顧及為生產需求趕進度，為食藥用菌業(yè)增收創(chuàng)指標，為食藥用菌技術改進“寫論文”、“出著作”。這樣的科研項目即使完成了也很難形成“過硬”的現(xiàn)實生產力，難以實現(xiàn)轉化。
2、多數(shù)食藥用菌科研成果不能直接應用于生產
一是科研院校食藥用菌基礎應用及應用開發(fā)成果構成“頭重腳輕”，要實現(xiàn)轉化，則包括了大量的基礎研究向應用研究及開發(fā)研究成果轉化，應用研究向技術開發(fā)的“實物”性成果轉化，實驗室開發(fā)類成果向中試、示范推廣轉化等等。更何況有相當部分成果本身就“先天性”不足，實現(xiàn)轉化的難度可想而知。
二是科研成果偏于產中研究，產前、產后配套研究缺乏。目前，科研院校食藥用菌科研成果多是在食藥用菌生產某些重要問題或關鍵技術環(huán)節(jié)上有突破，甚至是重大突破，體現(xiàn)出較高的學術和技術水平，也恰好吻合于目前的成果評價體系，能獲獎或獲得重大獎勵。但這些成果多半不是可以直接應用于生產而獲得經濟效益的完整技術。因為一項完整的可直接應用的成果，不僅僅要在關鍵指標上達到高水平，還必須根據(jù)生產實際的需要解決許多常規(guī)的技術、工藝問題，這些問題往往非常繁瑣、非常辛苦但又不能體現(xiàn)水平，科技人員多不愿從事的工作。固然“產中”階段的成果實現(xiàn)轉化可能會帶來顯著的社會效益，但如果不配套，則成果本身的效益大多難以實現(xiàn)，可行性較差。
三是成果利益的負效益導致“一多二少”的現(xiàn)象普遍，即小成果多，“硬”成果少，重大成果少。由于目前科研院校成果的有無及其排名與職稱的晉升、津貼的多少、榮譽的大小、以及各類人才的衡量標準等利益掛鉤，因此就出現(xiàn)了爭先恐后想當課題（包括支課題）的主持人，最后獲得一個關呼本人利益的成果的普遍現(xiàn)象，形成了食藥用菌科研“轉包、分包”的“怪圈”：科教中心區(qū)（已成為科研項目“寡區(qū)”）“重量級”人物（已成為科研項目“寡頭”）牽頭“領取”國家或省部級投資額度不算太少的重大課題，然后將項目“肢解”為數(shù)目不少的支課題（有時是出于無奈，有時是平衡地區(qū)關系，有時也是需要這些“基層”科教人員干一些實實在在的研究）。這樣“一包”的主持人與參加人（多為支課題主持人或稱“二包”的負責人），少則10～20名，多則30～40名。每一個支課題的“二包”一般多為地方“重量級”或代表性人物（或地區(qū)性科研項目“寡頭”），參加人也少則有一、二十名，還不包括有些由于諸多客觀原因（資歷、年齡、學歷等）排不上名序但屬真正“干活”的科教人員。這樣縱向仔細分析，一個大課題的“一包”責任人的主要任務就不得不花費大量的時間和財力來協(xié)調“二包”之間的科研關系，協(xié)調下達科研項目的上級部門與本課題組的關系，真正能進實驗室搞研究的時間和財力就不是很多了，但實際上他“切掉”的“肉”（即課題經費）往往是相當“肥”的。“二包”責任人盡管在大課題中它是參加人，但作為支課題的主持人，項目完成后又可單獨報獎，往往還是本地區(qū)有一定影響力的專家，他也可能是參照“一包”的模式，首先又從本來就不富裕的課題經費中切掉一大塊“肉”，然后將支課題內容分解成由若干責任人完成的“小課題”。而自己本身的責任也就自然而然的與“一包”相似了。最后，留給真正搞研究的“人”與“肉”相當有限。這樣，一個大的科研課題，經過層層轉包，課題越分越小，項目掛名越來越多，落到實處真正進實驗室或實驗地搞科研的經費少、人不多，形成了“拿錢者”有名“不干事”，“干事”者無名少錢難“干事”的局面。食藥用菌科研項目這種名不“轉”而實際“轉包”的現(xiàn)象還不同于建筑業(yè)的“轉包”。建筑業(yè)每轉包一次分流的費用是相對較低的，可渭“支流”，而科研項目每轉包一次“抽油”量較大的，相當于長江、黃河的大掘口；建筑業(yè)最后留給蓋樓的費用是主要的，而科研項目留給最后“干事”的經費是相對較低的，多則是總項目經費的1/3～1/2，少則可能是1/5～1/4，甚至更低；建筑業(yè)轉包從上到下看是“寶塔型”，而科研項目則是“倒塔型”。正因為如此，目前好多科研是“項目大”、“成果軟”，水分較多。要么成果太小，無法配套，根本不能轉化；要么轉化難度很大；要么即使轉化，收效不大。這種現(xiàn)象應該引起我們，特別是上級主管部門的高度重視。
二是科研成果偏于產中研究，產前、產后配套研究缺乏。目前，科研院校食藥用菌科研成果多是在食藥用菌生產某些重要問題或關鍵技術環(huán)節(jié)上有突破，甚至是重大突破，體現(xiàn)出較高的學術和技術水平，也恰好吻合于目前的成果評價體系，能獲獎或獲得重大獎勵。但這些成果多半不是可以直接應用于生產而獲得經濟效益的完整技術。因為一項完整的可直接應用的成果，不僅僅要在關鍵指標上達到高水平，還必須根據(jù)生產實際的需要解決許多常規(guī)的技術、工藝問題，這些問題往往非常繁瑣、非常辛苦但又不能體現(xiàn)水平，科技人員多不愿從事的工作。固然“產中”階段的成果實現(xiàn)轉化可能會帶來顯著的社會效益，但如果不配套，則成果本身的效益大多難以實現(xiàn)，可行性較差。
三是成果利益的負效益導致“一多二少”的現(xiàn)象普遍，即小成果多，“硬”成果少，重大成果少。由于目前科研院校成果的有無及其排名與職稱的晉升、津貼的多少、榮譽的大小、以及各類人才的衡量標準等利益掛鉤，因此就出現(xiàn)了爭先恐后想當課題（包括支課題）的主持人，最后獲得一個關呼本人利益的成果的普遍現(xiàn)象，形成了食藥用菌科研“轉包、分包”的“怪圈”：科教中心區(qū)（已成為科研項目“寡區(qū)”）“重量級”人物（已成為科研項目“寡頭”）牽頭“領取”國家或省部級投資額度不算太少的重大課題，然后將項目“肢解”為數(shù)目不少的支課題（有時是出于無奈，有時是平衡地區(qū)關系，有時也是需要這些“基層”科教人員干一些實實在在的研究）。這樣“一包”的主持人與參加人（多為支課題主持人或稱“二包”的負責人），少則10～20名，多則30～40名。每一個支課題的“二包”一般多為地方“重量級”或代表性人物（或地區(qū)性科研項目“寡頭”），參加人也少則有一、二十名，還不包括有些由于諸多客觀原因（資歷、年齡、學歷等）排不上名序但屬真正“干活”的科教人員。這樣縱向仔細分析，一個大課題的“一包”責任人的主要任務就不得不花費大量的時間和財力來協(xié)調“二包”之間的科研關系，協(xié)調下達科研項目的上級部門與本課題組的關系，真正能進實驗室搞研究的時間和財力就不是很多了，但實際上他“切掉”的“肉”（即課題經費）往往是相當“肥”的。“二包”責任人盡管在大課題中它是參加人，但作為支課題的主持人，項目完成后又可單獨報獎，往往還是本地區(qū)有一定影響力的專家，他也可能是參照“一包”的模式，首先又從本來就不富裕的課題經費中切掉一大塊“肉”，然后將支課題內容分解成由若干責任人完成的“小課題”。而自己本身的責任也就自然而然的與“一包”相似了。最后，留給真正搞研究的“人”與“肉”相當有限。這樣，一個大的科研課題，經過層層轉包，課題越分越小，項目掛名越來越多，落到實處真正進實驗室或實驗地搞科研的經費少、人不多，形成了“拿錢者”有名“不干事”，“干事”者無名少錢難“干事”的局面。食藥用菌科研項目這種名不“轉”而實際“轉包”的現(xiàn)象還不同于建筑業(yè)的“轉包”。建筑業(yè)每轉包一次分流的費用是相對較低的，可渭“支流”，而科研項目每轉包一次“抽油”量較大的，相當于長江、黃河的大掘口；建筑業(yè)最后留給蓋樓的費用是主要的，而科研項目留給最后“干事”的經費是相對較低的，多則是總項目經費的1/3～1/2，少則可能是1/5～1/4，甚至更低；建筑業(yè)轉包從上到下看是“寶塔型”，而科研項目則是“倒塔型”。正因為如此，目前好多科研是“項目大”、“成果軟”，水分較多。要么成果太小，無法配套，根本不能轉化；要么轉化難度很大；要么即使轉化，收效不大。這種現(xiàn)象應該引起我們，特別是上級主管部門的高度重視。
3、食藥用菌研究和開發(fā)經費不足
主要表現(xiàn)在項目經費較少。一個國家級食藥用菌科技攻關項目經費就200～300萬元，一個支項目多則十多萬元，少則3～5萬元。省級科研項目多則十多萬元，少則2～3萬元。這么少的經費科教人員往往用于爭取項目、課題申報、論證、檢查、驗收、鑒定等往往要花掉全部經費的50%～60%，甚至還高，再加上科教人員日常工作開支約為課題經費的10%～20%，真正用在課題研究上的經費低于40%。還能指望有多少經費能留給成果轉化。其三，用于成果轉化的經費嚴重不足。盡管我國近年來啟動了食藥用菌成果轉化資金專項，但對每項成果轉化的經費支持力度較小，多為30～50萬元。據(jù)某知名專家多年科研管理的統(tǒng)計分析，一項食藥用菌科研成果要實現(xiàn)目標轉化所需費用一般是研究經費2～3倍，甚至更高。誰還愛干哪些“沒錢”、“利益少”，又辛苦的成果轉化工作呢？
難點之三：外因——食藥用菌成果轉化的條件與對象問題
1、機制問題
一是科研院校內部缺乏促進成果轉化的激勵機制，導致絕大部分科技人員仍然沿用游離于市場需求之外的模式搞科研。即：申報政府項目——可行性論證——項目實施（科學研究）——階段性檢查及匯報——撰寫研究報告——發(fā)表論文或著作——項目驗收——成果鑒定。誠然，在由計劃經濟逐步向市場經濟轉型的今天，許多科教人員的觀點有所改變，但必定他們市場意識比較淡薄。走出校門既擔心自己的科研成果被他人占用，又害怕成果轉化風險太大；既擔心成果轉化資金難以保證，又害怕長期進入市場對自己的利益（如職稱晉升等）有影響。最后“優(yōu)選”的途徑還是把工作重點放在實驗室研究、發(fā)表論文、成果獲獎上來。這樣必定對自己的職稱晉升、榮譽獲得等均能“現(xiàn)得利”，“早見成效”。造成這種局面的實質在于強化成果轉化的約束機制。二是市場機制不健全，造成科研成果與市場不能有效對接。目前盡管各項與市場經濟配套的改革政策已相繼出臺，但有利于成果轉化的措施不配套，市場機制的成熟度不夠，不能有效地配置各種市場資源。首先，成果使用者、特別是食藥用菌企業(yè)不能擺脫舊體制的束縛，缺乏依靠食藥用菌科技進步的實力，導致科研院校與食藥用菌企業(yè)的“智力對流”受阻，食藥用菌科研成果的自身價值也就難以實現(xiàn)。再者，食藥用菌產業(yè)發(fā)展本身還缺乏依靠科技進步的內在動力，科技發(fā)展也缺乏面向食藥用菌生產的主戰(zhàn)場的活力，這樣極易造成科技成果與市場需求不能有效對接。三是實施食藥用菌科研成果轉化的利益驅動機制不健全，導致成果使用者與成果研制者很難找到利益結合點。在實施食藥用菌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成果使用者，特別是一些有實力的食藥用菌企業(yè)，往往熱衷于高投入和擴大生產規(guī)模來追求自身發(fā)展，但缺乏為食藥用菌成果研制者提供必需的經濟支撐并承擔風險，以及共同開發(fā)新成果或新技術的熱情。甚或有些企業(yè)盡管將科研院校作為技術依托單位，但往往重心不在于轉化成果，而在于借科研院校的“招牌”申報政府的無償或低償資金項目，推自己的產品。四是食藥用菌科研院校成果轉化運行機制尚未健全。目前科研院校成果轉化多劃歸一些不具備轉化條件和職能的管理部門，他們仍然沿用計劃經濟的管理模式，權、責、利不明確，政策不配套，特別是缺乏對從事成果轉化工作的科教人員定量化評估辦法。這樣績效難衡量，科教人員積極性不高則成必然。
2、成果轉化環(huán)節(jié)問題
一是支撐成果轉化環(huán)節(jié)的基礎薄弱。目前科研院校由于資金及其它主客觀原因等長期缺乏或忽視中試條件建設，造成許多食藥用菌新技術、新成果難以通過中試和示范環(huán)節(jié)從學術殿堂走向實際應用，只能停留在樣品、展品階段。二是成果轉化操作簡單，沒有找到最佳的結合點?？蒲性盒６鄶?shù)科教人員在推介自有研究成果時就像申報科研項目一樣，習慣于找各級政府，而對直接到生產實踐中找市場并不熟悉也不習慣，甚至更不情愿。然而在目前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部門一則對食藥用菌生產的干預越來越少，他們本來就對一些成果、特別是高新技術成果很難理解，對其轉化的條件建設資助很難做出準確判斷。這樣，期望政府部門找到合適的需求方實在勉為其難。三是沒有建立或健全適應成果轉化的技術市場。食藥用菌技術市場在我國遠不能適應食藥用菌科技成果轉化的要求。信息傳播不暢必然會導致“科研成果壓庫存檔，菇農及食藥用菌企業(yè)找項目難”的局面。有些食藥用菌龍頭企業(yè)手中擁有一定的資金，需要更新?lián)Q代產品或上新項目，卻無法利用食藥用菌技術市場，掌握哪些成果已經完成了，達到怎樣的水平；哪些成果開發(fā)還需要什么條件，與自己的實力有多大的吻合度；哪些成果開發(fā)出來的前景廣闊等等。只能是盲目地尋找技術合作伙伴，結果浪費人力、財力，錯過投資的最佳時機。四是食藥用菌成果轉化與生產需求不能有效對接。
食藥用菌科技成果的主要轉化場所在農村，使用對象是菇農。只有讓菇農真正認識掌握應用并產生了效益，才能說轉化為現(xiàn)實生產力。但是目前我國食藥用菌的現(xiàn)狀制約了科技成果的轉化。菇農經濟實力太單薄，普遍對食藥用菌科技認識不足，既不可能使他們具備增加科技投入的內在動力，也不利于一些大型綜合性的食藥用菌技術的應用，更沒有足夠的財力、物力承擔對傳統(tǒng)食藥用菌進行現(xiàn)代物質技術裝備的任務；同時，還會增加他們采用食藥用菌科技從事生產面臨的隨機風險、承受更高的機會成本。他們往往會在權衡各種機會收益和風險的基礎上，理性地選擇放棄采用食藥用菌科技成果。再就是菇農整體素質較低，不適應現(xiàn)代食藥用菌科技發(fā)展的要求。主要表現(xiàn)在：一是文化水平低。據(jù)我下鄉(xiāng)統(tǒng)計菇農高中文化種菇的也極少數(shù)。二是科技水平低，吉林省現(xiàn)有從事食用菌生產的菇農中，系統(tǒng)受過食藥用菌技術教育者不足千分之一，即便是經過較系統(tǒng)的食藥用菌培訓也不多。三是勞動力水平較低。由于食藥用菌產業(yè)既辛苦又有風險的產業(yè)。故而大部分文化素質相對較高的農民離鄉(xiāng)而從事其它行業(yè)，帶走了對現(xiàn)代食藥用菌新技術易于接受的相當一部分人群，使本來素質不高的菇農“雪上加霜”，實際種菇者老、弱、病、殘占較大比例。（本文承蒙吉林省食藥用菌協(xié)會執(zhí)行會長兼秘書長陳宗澤教授指點再此表示感謝）（作者：myb 轉載請注明來源于易菇論壇）